本文将就这些问题进行一些尝试性的探讨。
国际金融周期源于美国的货币政策和投资者风险偏好的改变。前三个起因导致美元国际地位下降，甚至引发美元危机。
因此保持30年发展的胜利果实，并将中国建成全球经济金融强国需要推进整体改革和社会经济的全面转型。我们在实体经济指标GDP和出口方面已经非常接近美国和欧元区四国的总量水平。美国的对外金融负债是16.585万亿美元，占全球之首。我们将分别设定人民币国际化的最低目标与最高境界。全球银行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逻辑要求通过发行债券承担吸收存款功能的中央政府能够分享企业和金融机构全球投资获取的高额回报（利差收入）以弥补其营运成本（比如为保护国家海外经济利益的海外驻军支出）。
但是，主权货币国际化成功与否并非看其国际化程度的高低，而是要看主权国家是否通过货币国际化达成其所设定的战略目标。为了避免国民财富受到损失，我们需要实现外汇资产的品种和币种的多元化和分散化。例如，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因为有美国、日本等AAA主权评级国家的参与，其信用评级也为AAA。
第四，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区域经济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战后恢复重建的世界经济大背景下是合理的，但随着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而原有的投票权分配比例却未能得到及时调整，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清迈协议升级为清迈协议多边化协议（Chiang Mai Initiative Multilateralization，简称CMIM）。客观上，发达国家民众及国内政策界对于落后国家面临的现实问题和亟需突破的发展瓶颈缺乏切身体会，从而造成了由其主导的世界银行对于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等开发性投资重视和支持不足。
引言 2014年7月15日，在巴西福塔莱萨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上，金砖五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领导人签署协议，宣布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即新开发银行[1]。如上文所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战后的第二次巨大变革，集中体现为以新兴市场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
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具有世界性：首先，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五个创始成员国分布在四大洲，分别在拉美、东欧和中亚、南亚、东亚、非洲等区域经济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而由发展中国家主导的机构则能部分地克服这一障碍，一个例子是拉丁美洲开发银行[18]，拉丁美洲开发银行虽然在1970年才创立，但其在拉丁美洲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的资金支持已经超过了世界银行和美洲开发银行的总合[19]。本文认为，造成了上述不匹配的原因包括两个方面。总部将设在上海，同时在南非设有非洲区域中心。
一、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植根于世界经济新格局 世界经济的新格局是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成立的大背景。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发展中国家存在大约一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缺口[49]，并且随着更多的低收入国家进入发展正轨，全球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会更大。首先，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占比不断上升。第三，世界经济大格局的变化还体现在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更加活跃。
劣势是在注重公平的同时可能部分损失效率，特别是当考虑到五个创始成员国在文化背景上具有较强的异质性、利益诉求不尽相同的时候。事实上，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并不是发展中国家在参与世界金融治理过程中自主提高话语权的第一次尝试。
而对于发达国家而言，由于已经走完了高速发展的阶段，国内公众和政策关注的焦点也相应地转移到了社会福利、转移支付等公共财政领域。同时，中国经济增长在五国中相对也是最稳定的，从经常项目、就业、通货膨胀等指标来看，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也较为健康。
根据《福塔莱萨宣言》，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法定资本1000亿美元，初始认缴资本500亿美元，由创始成员国平等出资。在此之后，尽管世界经济格局不断演变，但是IMF和世界银行这两家机构的定位和在全球金融治理中发挥的作用却未能及时作出相应调整。首先，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贸联系日益紧密，南南合作基础不断稳固。为了增加国内基础设施投资、提高投融资效率、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美国提出了建立国家基础设施银行和国家基础设施创新和融资基金[44]的方案。综上所述，一方面，由美欧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金融体系无法适应世界经济新格局，另一方面，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入的情况下，以狭义的区域主义标准界定成员国和受惠国又会极大限制国际合作。一方面，中国在发起筹建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过程中理应担当起主要推动者的角色，有所担当，这符合中国的大国战略。
之后，金砖五国政府间各个层面的交流往来不断，主动出击，谋求更进一步的合作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经济发展的正向作用主要通过两个渠道产生：一是降低运输成本和生产成本。
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未来的筹建和运营仍有待于各国间尽可能化解分歧，求同存异。自2010年2季度以来，中国实际GDP同比增长速度从11.9%一路降到了7.4%，中国经济将由高速增长期向中高速增长期换挡已经成为学术界和政策界较为普遍的共识。
而已有的多边开发机构仅能提供约40%的融资。首先，现有的国际间合作开发机构多以发达国家为主导，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美洲开发银行[27]等，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以发展中国家为主导。
为有效化解平权决策可能带来的效率损失问题，在制定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章程、治理架构和内部工作流程时，应当加强对决策效率的考量，充分优化机制设计。另一方面，在具体的细节上，中国做出适当让步是合理且有必要的。在对象选择方面，建议尽量选择财政稳健、外汇储备充裕、与金砖国家经贸合作紧密、且国际政治话语权诉求不强的中小型发达国家，例如新加坡、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一种可能的办法时，在适当的时机引入其他更高主权评级国家作为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成员国[55]。
随着美国经济从金融危机中逐步复苏，国际金融市场对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QE）的政策预期趋于一致，部分金砖国家面临的资本外流风险，宏观经济形势不明朗。总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是在现有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不能及时作出调整以适应世界经济新格局的时代背景下成立的，是以新兴市场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既有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改革不利的情况下寻求外围突破的结果。
这意味着，与大多数现有多边金融机构以某一或某些大国为主导的发起、决策方式不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没有制度上的主导发起人和主导决策者，任何一国都不拥有制度上的主导权。平等划分投票权的制度架构决定了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决策模式依然是外交式的，而非组织式的。
表2中，我们以投票权份额/GDP占世界经济的份额这一指标（记为M）表征某国在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与实际经济地位的匹配度。2012年东盟+3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晤期间协议将CMIM由1200亿美元进一步扩展到2400亿美元。
而世界银行和IMF在对重大事项进行决策时，由于美国拥有主导权，因而决策效率通常高于联合国或其安理会[54]。本文认为，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成立是世界经济大格局发生变革、南南合作日益紧密的必然结果——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现有国际金融治理体系不能适应世界经济形势的演变，以美欧等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现有多边开发机构和国际组织不能有效满足中低收入国家的发展需求。与此同时，高收入国家（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则处于不断下降的趋势（如图1）。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同时兼具了以发展中国家为主导和世界性两个特点，为解决上述两个矛盾提供了可能，在现有多边和区域开放型金融机构的基础上提供了有益补充。
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呼唤和重塑全球金融治理新秩序 第一，现有全球金融治理框架植根于二战后美国一家独大和其他国家恢复重建的世界经济大背景。将二者打包作为谈判组合，同步推进筹建，有利于金砖国家开发银行顺利筹建、及早投入运营。
1945年1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根据该协定在美国华盛顿成立[9]。其次，尽管目前只以金砖五国为创始国，但是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成员国和受惠国是开放的，并不局限于金砖五国，随着条件的成熟，今后会有更多的发展中国家纳入该机构[29]。
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金砖国家[5]。这一点在联合国与世界银行、IMF等机构决策模式的对比中体现的尤为突出——联合国或其安理会就重大事项进行平权决策，每个成员国一国一票，任何一国都不具有制度上的主导权（尽管某些大国可能具有事实意义上的主导权），因此效率较低。
